幸福与乞讨
西方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写过，这个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无法避免，鼻涕、贫穷、还有爱情。这是一种俏皮的幽默，因为他把鼻涕放在了与爱情同等的地位，也因为这样的幽默，看者往往忽略了其中最让人生疼的字眼，是的，贫穷。
滚烫的水泥路面，炙热的夏炎，街道上奔腾的人群与静默的乞讨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幸福与乞讨之间，如同作家米兰·昆德拉笔下那个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儿分隔了两个王国的一道河流。中间是沉默的控诉和无为的哀怨。
幸福在大多数人看来源于对金钱控制欲的满足，但“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确实带来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痛苦形式”，虽说这只是喜剧演员斯派克·米利根的一句玩笑话，但他很清晰的写出了“中国人更富有了，却没变得更幸福”的状态。
一方面，从1990年至今，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逐步深化发展，中国实际人均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翻了数倍。但另一方面，在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经济学教授理查德·A·伊斯特林（Richard A.Easterlin）汇总了几家权威机构对中国人幸福指数的调查后，他却发现在这20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明显上升。
一个稍早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人没有更幸福的观点。在2008年5月心理学期刊《幸福研究》刊登了一份调查，该调查涵盖了中国1990年-2000年十年的数据，显示了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隐藏的驳论——中国人腰包越来越鼓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喜悦，相反，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却在降低：1990年时28%的中国人觉得自己“非常幸福”，而到了2000年，“非常幸福”的中国人比例降到了12%。而对于生活满意度的调查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尴尬：由1990年平均73%的中国人满意自己的生活到2000年的65%，这种下降遍布农村、城镇和几乎每一个收入阶层。
通过对以上研究的分析，不可否认金钱给了国人去追求物质愿望的基础，但纯粹的幸福不是光靠金钱去满足，一如多年前的欧洲和美洲，人们因为担忧资本的扩张腐化了他们高贵的艺术而拿起愤怒的纸和笔加以抨击，也进一步成就了文学史上的革命时代，此后的他们是幸福的，这避免了文学与艺术被完全的商业化所淹没，因此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物质富裕的欧洲人不忘在温和的下午品着一杯拿铁，手边还有一本书皮泛黄的《瓦尔登湖》悠然自得的朗读。但由于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散性，未能达成普世价值观上的共识，因此文学在对抗商业方面效果不是很理想。也注定了未来一场充满艰辛痛苦，荆棘密布的文学革新之路。金钱只给了世人造梦的泥，怎样打磨出一个完美的维纳斯还需要后人不断的探寻和祈祷。这需要人们在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不断提醒自己去寻找精神上的天堂。
幸福时常会成为不幸的潜在激发点，人们对手中赚不完的金钱总是说不出来的眷恋。国人盲目追求外国奢侈品，却忽略了其背后的精神内涵，一个个俨然丑陋的暴发户，单单被它奢华的外表夺去了人的理智。忘了这个世间，哪里有幸福，哪里就会有乞讨。
谈及乞讨，大众意义上的乞讨应该分为两种，一种为可塑性乞讨，一种为毁灭性乞讨。前者是指乞讨者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乞求过路人同情的目光和慷慨的出手，后者则是属于一种集体式的野兽运作，幕后的经营者残忍地将一个正常人曲折成一个非正常人，利用人性的怜悯去获取金钱利益。在世人看来，前者更容易得到宽恕，而后一种因为其变态的手法，不容易得到理解，其实后一种更前一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谓乞讨，就是乞讨怜悯。
而真正的“乞讨”，也可以算是一种行为艺术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更多的是在乞求灵魂的共鸣，而金钱不过是艺术的附属品。遗憾的是，这样的乞讨，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多见，由于中国正处于所谓向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痛苦分娩期，因此这样灵魂上的缺失也是可以暂时容忍的。
严格意义上说，乞讨只是一种现象，不能称作是文化，我们知道文化有国界的划分，哪怕在最后他们总能获得共识，但乞讨在地域上却是可以被容忍的，不像文化会带来民族交流上的冲突。
支持者通常认为乞讨是一种谋生手段，就像西方某些国家允许妓女这一职业合法化一样，不应该因为影响市容和破坏治安而将其非法化；反对者通常把乞讨妖魔化，简单认为其是野兽运营的牺牲品。
但无论是哪一种声音，乞讨不过是对幸福的一种另类的追求方式，不能因为一个趴在地上的人就去嘲笑他没有双腿，他只是失去了双腿，他还没有失去生命，还有资格去乞求你的怜悯。
罗伯特·欧文曾说，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这句话可以用勃兰特·罗素的一句话来接，幸福的获得，在极大程度上却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这点，用人格平等可以办到。把乞讨者当做普通人去看待，可以消除被乞讨者内心的恐慌，乞讨者获得了人格上的尊重，如此一来，乞讨也会成为一件充满幸福感的事情。我们也不用愁心现在的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乞讨的艺术家。
所谓艺术，往往是从痛苦和幸福的交织攻伐中诞生的。因此，乞讨者这个在生活中挣扎求存，苦中求乐的阶层，每个人都是幸福的行为艺术家，只要我们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定能为这片百废待兴的社会注入新的脉动和血液，并从这个边缘化的阶层中收获丰美的硕果。(德语系12级1班 王畅)
透过《北京青年》，看最初的梦想
1998年的某一天，在海拔3800米高的山上，，赵宝刚导演一觉醒来，夜幕深沉，满天繁星。在久居都市之后突然想到已经很久没有冷静下来思考人生了。
谁也不知道，在这西藏雪白的圣土上，《北京青年》正在慢慢发酵。酝酿着人之初的如白雪一般的纯粹的梦想，调味着深远夜空某颗恒星的闪亮，混合着人生苦短重走青春路的浓重感怀，14年后终于修成正果，带着生活洗礼过的沧桑降临人间。
《北京青年》里所寄于的感情，非常适合为大学新生活勾画一个美丽的开端，既然青春不再重来，既然重走一回青春路对那么多人来说很难，我们何不抓住这青春的时光，为自己诠释一个饱满的明天呢。
当何东、何西、何南、何北四个堂兄弟在圣地玉龙雪山上集体婚礼的时候，当他们在雪白的圣土上打开并抛出自己的真诚的时候，当这个完美的结局在我们眼前沉淀挥之不去的时候，我们也该想想自己为什么会为他们的行动而产生共鸣，为什么会为他们的真诚感动的热泪盈眶，为什么在这个人生转折点的暑假里因为这样一个剧而沉沉思考，步入人生？
“每个玩世不恭的人都会因为生活的洗礼而成长。”当我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目光就瞄向了这十八年记忆中的我的样子。是欢乐和喜悦，是感怀和沉思，是铭记，是遗忘，是痛苦和狂欢的交织，塑造了我的人格，成全了我的性格，诠释了今天的思想。也许是刚刚踏上大学的征程，我对于青春的感觉是一种体验，而不是一种怀念甚至是“重新走一遍”，可是看到他们的笑脸、他们的真诚、他们的勇敢的时候便让我对青春产生了特别的感觉：原来我也是正在经历这人生最神圣的时候。原来对于剧中一个人而言，他最初的梦想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我正在努力追求的所有。
这四个兄弟何尝不是告诉我们人生最简单的东西——我们一生下来便无偿拥有的东西，是幸福、是自由、是内心的松绑，是灵魂的解脱。当看到《肖恩克的救赎》里那段青鸟的对白，当《飞屋环游记》里的老人和小罗一起远走高飞，我是否也要环视一下我的周围，看看是否大家都愿意抛弃手头的所有，去拥抱自己最初的梦想呢。
答案是否定的。其实最初的梦想就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一个最初的起点。还记得那时我们年少，那是我们可以尽情的做梦，尽情地追逐自己所爱的一切。可是当所有生活的压力都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当所有的精力都投入无休止的追逐的时候，我们能否也能像赵宝刚导演一样，望着满天繁星猛然想起那个年幼时期拿着粉笔写下“我要飞”的我？
《北京青年》使不少网友在微博上感慨青春不再，梦想不再，怀念失去的青春，痛恨自己三点一线的生活，畅想也能有一帮情人和好友一起去疯。当儿时的梦想在某个不经意间照进现实，当写在日记里的我们的最初的梦想像策划案一样有了自己的可行性，当我们又遇到了和自己一样想“重走一回青春路”的勇士们，那么还有什么阻挡着我们对梦想说“我很忙”呢？
其实也许很多事情的进程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好，但是我们却很少想想原因，我们总是用抱怨或是客观来蒙蔽自己的双眼，但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会让我们离梦想越来越远。
通过“重走青春路”，赵宝刚试图描绘一个年轻人拒绝苟且偷生、勇于自我探索、保持“适当的愤怒和激情”的当代乌托邦。个人觉得这种想法只有在今天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中才显示出他的所有价值。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忘记自己最初最美的梦想，为什么自己总是忘记去谈论自己的梦想，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忙碌自己的事业中忘记了心中那个最美的存在呢？
“谁知道我们该梦归何处，谁知道尊严已论为何物？”谁知道最初的梦想已不知迷途，谁知道现在的我们恍如隔世……我很难去想象，一个没有自己信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感受得到光明，我很难去想象，是什么让一个忘记梦想的人支撑自己走向更远。当我们看到小孩子的年幼无知，当我们看到老人的年迈力衰，难道就不该想想自己更适合做些什么吗？难道要停滞不前，浑浑噩噩的过完自己的青春吗？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父母期待通过《北京青年》了解自己孩子的“北漂”生涯，而初涉青春的90后也试图从这部号称“关注当下”的电视剧中一探社会百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都用大篇幅报道了很多家庭一同观看《北京青年》的现象，夸奖该剧“为两代人甚至三代人架设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在我看来，一部剧是否好、是否不好，不在收视率，不在噱头或炒作，而在于他是否有某个镜头深深刻在了你的脑海里，是否让你的思想在某个瞬间不停跳跃。
有人说《北京青年》描绘的是乌托邦的生活，不现实，不值得深思熟虑。可是当我看到他们，并把自己对于最初梦想的感怀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想到很多梦想与现实的关系便难以释怀。不仅仅是两代人的关系，不仅仅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不仅仅是爱情和友谊的互补，他给我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对于梦想与人生的全面思考，甚至是我们要不要抛弃我们所得的所有只为自己的初衷。束缚太多，我们也要松松绑，现实太痛苦，我们也要做做梦。其实生活的本质很简单，他就在不断的重复着梦想与现实的关系，他就在不断的循环着自由与压抑的心情，他就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声音在某个不经意间灵光一闪告诉我们：“孩子，该启程了。”
也许赵宝刚导演也是一个梦想旅行者，他喜欢脚踏实地地仰望星空。他会不会在某个时候也在还念当时白衣飘飘的年代，梦想着最初的梦想，在那些演员身上寻找当年追逐最初梦想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应用英语学院12级6班张良钰)
懂得思考的国度
近期，互联网上最热门的话题非莫言莫属。如一场盛大的游行狂欢，人人为之癫狂。除了欢庆的声音，亦混杂了大量草根的玩笑，文人相轻的鄙言，还有媒体的轰炸与质疑。
在网络上活跃的大多数年轻人，或许是第一次听到莫言的名字，开些无伤大雅的肤浅玩笑，或赞些祝贺与崇拜的转发评论，文学抑或诺贝尔都太遥远又太广袤。他们既不知道曾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蛙》，也不知道名字让人浮想联翩的《丰乳肥臀》，唯一熟悉的或许是《红高粱》，但是更多的了解则是通过张艺谋而非莫言。
而媒体和部分文人公知的轰炸与质疑，则更多的集中在莫言政治上的古板和屈从，却很少言及其文学方面的功过，总让人感觉从一开始变偏离了重心和方向，殊不知一个纯文学作家用文字所构建的广阔的内心世界与维度，又岂是一句贬低一句嘲讽一件无关文学的行为便可以否决的。
然而当我们全民因莫言的诺贝尔奖而疯癫，当电商的莫言全集纷纷断货，当书店设立莫言专柜，当莫言老家山东高密开始计划打造纪念馆，当房地产商将莫言写入宣传企划，当影视公司对莫言小说改编权蠢蠢欲动……当人人都加入了这场狂欢，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文学却显得愈加遥远了。
余秋雨关于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奖，除了祝贺以外，希望大家对待文化的热情能够持续时间长一点。对于这次诺贝尔奖的喜讯，除了带给微博和媒体的谈资，商家的卖点，更多的，应该是加深人们对文学的关注和了解。
但即便是当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文学界出现更多的是文人相轻，而非团结地表达文学对大众关注的欲求。当《蛙》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并没有太多质疑和嫉妒的声音，而诺贝尔奖则仿佛是另一个维度的问题，质疑、嫉妒、嘲讽、阴谋论纷至沓来，暴露出众多文人的不同本质如一幅精彩的众生相，在围观群众眼里最多是这场狂欢中的一场好戏，文学却愈加地成为了一个过客。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说诺贝尔奖已失去了其本身的学术意味而更多的是浓浓的政治性，每年颁奖季这都会作为一个永远不可避免的话题被提起。对于只一点，诺贝尔一直不置可否，而这一次莫言的获奖，不知是否算是诺贝尔奖的一次行动的证明并足以使阴谋论们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也许，带上政治性的不是诺贝尔奖，而是我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当诺贝尔奖一直缺少名正言顺的中国人的身影，我们便说诺贝尔奖被西方敌视中国的政治和舆论挟持；当中国电影难以跻身奥斯卡或戛纳等国际电影盛会，在国际上难以发声，电影市场萎靡，我们便说是欧美长期霸占国际电影界的话语权，是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市场的轰炸；当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吃力而未果，我们则开始抱怨美国甚至日韩的病毒式文化倾销……我们用阿Q式的思维，用政治为一切问题披上阴谋论的外壳，却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思考，在飞速向前的路上，我们丢失的和欠缺的，到底是什么。
中国委实发展得太快，全民陷入了快速发展的惯性无法自拔而失去了思考的冷静。我们是一个不懂得思考的国度，生活在浮躁的社会。也许经济可以通过短期的加速迅速弥补，但是文化与思想上的长期空白和缺失，不是通过急功近利便可以填补的。
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亦不乏保罗·奥斯特这样的纯文学作家。在电影产业发达完善的国家，除了商业电影院线还会有不同的艺术电影院。当我们放慢速度开始思考，当一个诺贝尔奖引发的是我们对文学的思考和关注，当文学和艺术进入大众的视野，当文艺和科技的创新开始蓬勃，我们再抬头观望，也许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世界对我们，亦会刮目相看。
一个懂得思考的国度，不浮躁，不奔忙，不功利，有内涵，有深度，有文化。当我们忙于快速发展经济时，无论是对待世界，还是对待我们自己，都不可避免地陷入狭隘与肤浅，只有当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从更多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我们会更深地理解我们自己，从而寻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灵魂。莫言获诺贝尔奖后逐渐沉默以对，纵然获得了名誉，恐怕也难以从这番喧嚣与狂欢中找到共鸣，他用文字所构筑的世界中饱含的明明是自己族人的思愁，却需要外国奖项来激起国人的注目，对一个构筑文字的人来说，莫不是一种悲哀。
二战后经历美军驻扎的日本，逐渐收敛了自己的锋芒，走向内敛，甚至拱手让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位置，取而代之的，则是从细微处取胜和软实力的扩散发展。而学会思考，又不仅仅是为了软实力等物质又功利的名号。一个懂得思考的国度，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国度，文化等软实力的构筑，才能完善一个国家及其国民的灵魂。
一个理性沉稳的社会，一个懂得思考的国度，其盛行的品质应是包容和浓浓的人文关怀。在我们快速发展的路上，我们又有多久没有面对过自己内心的真实和坦荡？当人们看过余华的话剧《活着》而哭泣，看着那些熟知却从未认真思考的生活而感动，便是我们蓦然寻找自己内心时因错过和空荡所引发的迷茫，我们既无暇包容和关怀自己，亦无暇包容和关怀他人。只有当我们思考，只有当我们重新去寻找这个国家的灵魂，我们才能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活着的个体，用真正的爱和包容共处，建立真正的理想国。
关于诺贝尔奖的狂欢或许已经走向闭幕，但是真正的思考才刚刚开始。但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懂得思考的国度，以此为契机，在对文学的思考中找到自己的文化，找到自己的灵魂，找到人与人之间最初的包容与共鸣。（英语学院12级1班 张丝柔）
你幸福吗？
“你幸福吗？
“我姓曾”。
“我耳朵不好”。
“队被插了”。
这些被网友称为“2012年神回复”， 仅仅是一档央视推出的《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你幸福吗？”的调查结果，却在短短时间内掀起舆论大讨论。幸福，终于成了一个大问题。一切都如两年前白岩松预料的一样，只是幸福，到底在哪里？
21世纪，当中国被称为世界经济体第二，当我们成为美帝国的竞争对手时，当我们度过了饥寒、温饱、小康时，我们却依旧在寻找幸福。
在小农时代，“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是董永夫妇最简单的小幸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恰恰是我们父辈成家立业的时代，中国普遍物资匮乏，平均主义的盛行并没有让人与人之间有物质和精神落差。而今天，当我们看到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当我们注意到马路上宝马奔驰呼啸而过，当麦当劳肯德基成为时尚，当城市子女躲在“避风港”里享受温馨，当“宅男”“宅女”“背包客”毫无后顾之忧潇洒挥霍生活时……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个社会底层人物的心酸苦楚？在央视采访中，“我姓曾”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毫无修饰、最诚恳最真实的回答，却也是最心酸的答案。曾经在北京火车站，触动我心弦的不是离别的悲伤与哭泣，而是一群外来务工人员衣衫褴褛甚至食不果腹蹲在火车站时，他们眼神里的黯然和满脸窘迫，让我压根没有鄙视的勇气，心里只剩下了同情。在那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人口之多，体会到这个国家制度依旧不健全，体会到贫富差距，体会到小人物生存的不易。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北爱里的石小猛。是的，没房，没车，没户口，你只能是个北漂，你只能进行蚁族的奋斗。对这个城市而言，你永远都是一个外来者和漂泊者。而对他们自身而言，幸福永远都是乌托邦。
诚然，时代不能倒退。我们不能用今天的优越去评判过去的落后，也不能用过去的简单纯粹平等去批判今天的浮华奢侈不公。一个时代幸福与否，从来没有一个永恒标准。而当今，当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我们就有话语权去提升自己的幸福感。面对贫富差距如板块张裂般不断扩大，我们要的不仅仅是一次分配或二次分配公平，甚至可能是N次分配公平。也许减小差距和鸿沟是个漫长的改变过程，至少百姓会觉得：我自己在幸福的路上。
而人偏偏又是个贪婪的动物。贪婪之一表现在——我们并不想仅仅用物质去生存，而是追求用精神和灵魂去生活。我们有大把金钱，可金钱买不来健康；我们金榜题名功成名就，却没有个分享成功的朋友。我们恪尽职守，可总有人玩忽其职；我们中规中矩，偏偏有人背行其道。就这样，“队被插了”，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
整个人群中，抱怨与怀疑、勾心斗角与趋炎附势，无形之中织成一张社会网。任何一处的风吹草动、厮杀争夺带来的都是这个社会的全面瘫痪。在这个浮夸复杂的时代，对金钱和权利的狂热，让我们早已将那些“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优秀文化抛掷九霄之外。上级领导担心下级篡权夺位，所以用尽三十六计百般刁难；下级为养家糊口保住小命，红包礼物请客吃饭样样不落。富人担心，一睁眼世界末日来临，所有财产打了水漂；穷人不安，害怕一睁眼，房子涨了，面包涨了，手里的票子竟然抵不上八十年代的一张粮票。我们忧虑惶恐，担惊受怕。奶粉里有三聚氰胺；染色馒头、地沟油处处存在；胶囊药竟然是糟皮鞋所制；动车大巴事故频频发生。被腐蚀的中国底线正在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安全和幸福，我们能幸福吗？
也许我们是这些“乌龙事件“的受害者，也许我们恰巧是盈利者，这都无足轻重。只是我们中的太多人为钱为权，抛弃灵魂行尸走肉般在这个“乌烟瘴气”的社会中朝九晚五快速行走。我们本着让自我灵魂释然的原则，却在寻找灵魂幸福的路上越走越远。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生存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问题，或许有一天，我们该停下脚步，褪去外在的浮躁奢侈，才可以真正轻装上阵。就如白岩松曾说：“上世纪的战乱时代，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而如今，偌大的中国，再难找到平静的心灵。不平静，就不会幸福。也因而，如今，幸福才是真正的奢靡品”。
人贪婪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我们永不满足。我们要的太多到最后却不知道真正要什么，所以我们忧虑焦躁失眠，迷失在他人羡慕的幸福里。饱受战乱的叙利亚、利比亚人民要的只是永久和平，挨饿的非洲难民要的只是粮食和水，遭受自然灾害的西南人民要的只是保存性命。而我们这些21世纪的大学生处在象牙塔里，却迷失了双眼。整天为赋新词强说愁，似乎悲伤永远是生活的基调。攀比炫富更是饭后茶谈的首选，富二代与屌丝当然不得不中枪。富二代不靠脑子靠老子，而屌丝可能靠了脑子之后依旧徒劳。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幸福的定义，屌丝不必迷失在富二代的风景里。正如柴静最近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对幸福的回答，“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
现在的中国人，从上到下，都在路上寻找幸福。温家宝曾说：“真正的幸福是让人民更有尊严的活。”所以，医疗社保遍布城乡小镇；家电下乡、农作物补助受惠农民；廉租房、商品房也应运而出。此外，政府加大对各行各业的监管，加强反贪污的力度，竭力为百姓构造一个全民幸福网。但我们的抱怨质疑依旧此起彼伏。我们必须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全民幸福靠的是所有人的共同努力。转型时期的中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短时间内让全民幸福怎么会有“如烹小鲜”的简单？更何况在时代深刻嬗变的今天，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情势下，没有一项制度会令所有人得益，再科学的决策、制度也可能遭遇质疑。所以，少一份抱怨，多一份理解和付出。久而久之，幸福就近在咫只。
你幸福吗？可能你不知道怎么回答，可能你曾经幸福现在不幸福，可能现在幸福曾经不幸福。那又如何？幸福是自己定义，从来都不是别人掌控。幸福也因人而异。钓鱼岛归还给中国是幸福，房价物价不再涨是幸福，家人平安团聚是幸福，一本书一杯茶是幸福，只要明天太阳还升起就是幸福……
想起了《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一段对白。
“你知道蚂蚁的幸福是什么吗？”
“知道，胃口小不贪婪。”
“我们知足，别人吃一碗还吃不饱，咱俩有一粒就乐半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小蚂蚁，在人生路上积攒拾穗众多小幸福，收获的就是真正的大幸福。这样，面对镜头被问“你幸福吗”时，才会坦然说出心里的答案——现在，我很幸福。（文化传播学院11级3班 李艳婷）
